▲2025年9月6日，北京通州区潞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迎来了一群刚入学的初一女生，她们成为北京市首批接种免费HPV疫苗的学生。（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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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免疫规划将首次从6岁以下儿童扩展至青少年，预防的疾病也从传染病扩展到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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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宋炳晨
责任编辑｜黄思卓
“终于实现了。”
接到南方周末记者电话时，年近古稀的乔友林依旧无法掩饰近二十年的期待与感慨。乔友林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特聘教授，一直为中国宫颈癌防治奔走。
2025年9月11日，乔友林的微信消息爆了。就在当天上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洪兵公开宣布，今年国家将推出面向适龄女生的HPV疫苗接种服务，并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保护女性健康。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国家免疫规划在2007年实现“14苗防15病”后未有扩容，直到这次把名额给了HPV疫苗。
回望二十年前，2006年，第一支HPV疫苗在美国获批上市，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可以预防癌症的疫苗，而且对手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宫颈癌。自此，全球140余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批准HPV疫苗上市，并将其纳入免疫规划。
按照过往地方免费接种的经验，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HPV疫苗将为二价苗，接种对象将是9至14岁女孩。这也意味着，国家免疫规划将首次从6岁以下儿童扩展至青少年，预防的疾病也从传染病扩展到肿瘤。
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不仅是一个疫苗的闯关故事，更是一项公共卫生政策从遥远的科学理念，落地生根，惠及亿万人的样本。科学家的执着、基层医生的坚守、地方官员的担当、卫生政策的调整，共同促成了该免疫规划的实现。
艰辛
故事的起点，有希望，也有挫败。
2006年，全球第一支HPV疫苗首度获得上市许可，是默沙东公司的四价疫苗，可用于预防宫颈癌前病变、宫颈癌以及女性的尖锐湿疣等。2007年、2014年，二价、九价HPV疫苗陆续面世。
世卫组织官网介绍，宫颈癌是因持续感染人乳头状瘤病毒而引起的。2022年，宫颈癌导致大约66万例新发病例，和大约35万例死亡病例，是全球妇女第四大常见癌症。
中国的宫颈癌负担也相当沉重，但一段时间内，未能有HPV疫苗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主要原因是根据当时的药品管理规定，进口疫苗在国内上市前，必须在中国人群中完成临床试验，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乔友林很希望中国女孩也能有宫颈癌疫苗可打。2009年，一个机会曾摆在他面前。在国际组织的协调下，有疫苗公司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捐赠一批四价HPV疫苗。
凭借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乔友林为中国西部三省争取到了数万支的份额。乔友林介绍，后来这批疫苗因未获批而滞留。
一扇门闭上，并不总是意味着会有窗打开。与此同时，HPV疫苗的本土临床试验，也走得异常艰辛。
乔友林团队先后承担了葛兰素史克（GSK）二价疫苗和默沙东四价疫苗的临床研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昀从2003年起便投身宫颈癌防治，她所在的医院也深度参与了相关临床研究。
“我们国家对引进国外疫苗还是很慎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适合国外的不一定适合中国人群。”赵昀说。
然而，预防性疫苗的临床试验与治疗性药物截然不同。研究者是健康人，不能主动让受试者感染病毒，只能在庞大的人群中长期追踪，等待自然感染病例的出现，这个过程极其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默沙东的四价疫苗临床试验，国内最终只招募到3006人。剔除安慰剂组和基线已感染者，有效样本仅千人左右，要从中等到足够的癌前病变病例，无异于“大海捞针”。
“试验历时8年才完成，多亏了我们选择的高发区，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持。”乔友林透露。
试点配配查
2016年，中国内地首次批准HPV疫苗上市，是葛兰素史克的二价疫苗。彼时，打HPV疫苗几乎成了财富和信息的象征，不少家庭纷纷涌向香港、澳门乃至海外接种。而且，高价疫苗如九价疫苗受到热烈追捧，出现黄牛、假货等乱象，甚至溢价两三千元。
2018年默沙东九价疫苗进入中国时，审批流程大大缩短——只用了八天。特事特办之下，九价疫苗得以完全采用境外数据“有条件上市”。
有苗可打还不够。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广袤中西部、宫颈癌发病率更高的地区的家庭而言，价格高昂的HPV疫苗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进口二价疫苗每针约580元，全程三针次接种约要花费1800元；进口九价疫苗每针约1300元，全程三针次接种约要花费4000元。
乔友林意识到，想要大规模普及HPV疫苗，单纯自上而下呼吁，实在太慢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年年都有，却鲜有实质进展。
乔友林决定转换策略——“农村包围城市”。这个策略需要一个“根据地”，试点最终落在了内蒙古鄂尔多斯。
选择鄂尔多斯并非偶然。
从内蒙古走出来的段仙芝，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妇产科医生，早在2004年便通过师长引荐认识了乔友林。此后十余年，在乔友林团队的支持下，段仙芝在内蒙古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系统性的宫颈癌筛查工作。
“我们研究发现，内蒙古地区的宫颈癌发病率确实偏高，鄂尔多斯的数据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段仙芝说。
在段仙芝的牵线下，2019年底，乔友林与来京出差的鄂尔多斯市卫健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推动HPV疫苗在当地对初中女生进行免费接种。凭借多年积累的流行病学数据和成本效益分析，乔友林成功说服了对方。
更重要的是，鄂尔多斯卫健部门领导展现了强大的谈判能力，他们与疫苗厂商谈判，争取到了极大的价格优惠。
然而，就在项目即将启动之际，新冠疫情的暴发、“北上广深都没做”等因素的影响，让计划再次面临搁浅。
这个时候，时任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副旗长张银银和同事们，做了一个需要勇气的决定——打算免费为全旗初一到高三近万名13-18周岁在校女学生接种HPV疫苗。
燎原
2020年8月1日，中国首个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免费HPV疫苗接种项目在准格尔旗启动。
随着《健康报》《中国日报》等媒体对准格尔旗项目的肯定报道，项目很快在鄂尔多斯全市其他8个旗区推开。截至2021年9月，准格尔旗为8360名适龄女生接种了第一剂疫苗，接种率高达84.53%。
鄂尔多斯这个来自中国西北内陆城市的案例，一定程度上验证了HPV疫苗免费接种的可行性。它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全国激起了涟漪。
2020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中国将全力支持世卫组织提出的《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这意味着，中国将通过明确疫苗接种、筛查和治疗等三级防治路径，推动全球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
放在更大范围来看，国家层面的指挥棒，是撬动HPV疫苗免费接种进程的关键“政策杠杆”。
2021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宣布，将以消除宫颈癌为切入点，启动健康城市建设创新模式试点。鄂尔多斯、济南、成都、厦门等全国首批15个城市（区）入选。
“这个机制创新很关键。”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项目官杜珩认为，这将HPV疫苗接种从一个单纯的疾控问题，“破圈”纳入了宫颈癌综合防治的大框架，并借助“健康城市”这一跨部门、高站位的平台进行推动，“这不仅是卫生部门的专项工作，更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关注重点。”
全国爱卫办和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办介入，可实现“政府主导、跨部门协作、全社会动员”。国家癌症中心设立项目办公室，为各地提供技术指导；定期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鄂尔多斯的经验。
“某省市实行免费接种后，与之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省市会面临是否推行的更大压力。”一位疾控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种良性的竞争，快速推动着政策普及。济南、成都、厦门等试点城市纷纷将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HPV疫苗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2023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出台《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进一步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推广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服务。
闯关
2021年以来，广东省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免费接种，海南、福建、江西等省份相继跟进。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25年8月宣布，至8月底，全国已有18个省份和多个地市出台了免费接种政策，免费接种政策覆盖全国约60%的适龄女孩。
地方试点的蓬勃发展，改变了疫苗市场的格局，让HPV疫苗从奢侈品降至“一杯奶茶钱”。
过去，非免疫规划疫苗的采购模式是“省级招标、区县下单”，采购主体分散，议价能力有限。而“民生实事”项目，则转变为由省级政府作为统一的采购和支付方，可实现“以量换价”。这直接催生了国产二价HPV疫苗厂商之间的价格战。
2022年，万泰生物中标广东项目时，价格为329元/支。此后，沃森生物在福建的招标中将价格降至245元/支。之后，两家轮番降价，最终在2024年山东的招标中，沃森开出了27.5元/支的惊人低价。
这一价格，不仅让公众哗然，也扫除了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一大障碍——成本。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赵方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团队的模型研究显示，实现“成本节省”（即投入的预防资金能减少未来的医疗支出）的采购价应不高于每剂5-6美元。而27.5元人民币的价格，已完全落入了这个区间。
在疫苗尚未诞生时，1998年，赵方辉便投身于宫颈癌防治研究，主导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发现中国女性HPV感染存在“双峰”现象，即年轻女性和中老年女性出现两个感染高峰。
当科学证据、实践经验和经济可行性这三块最重要的拼图都已就位时，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便不再是一个“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做”的问题。
47年前，中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为婴幼儿免费提供疫苗“大礼包”，提高人口健康水平，逐步实现了“14苗防15病”的国家免疫规划格局。但自此后，国家免疫规划只在内部进行规划程序调整，多年来业内呼吁扩容的声音不断。
除了HPV疫苗以外，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所有国家纳入免疫规划的10种疫苗中，中国尚有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Hib）和轮状病毒疫苗（RV）三种未被纳入。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高级顾问Lance Rodewald曾表示，下一个要纳入哪个疫苗，要以循证的方式让专家做出推荐，并且有相关证据支撑。
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建立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政府根据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程序。
2025年8月19日，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布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进行换届调整，并首次公布30位专家名单。这些专家将综合评估疫苗可预防疾病负担、安全性、有效性、卫生经济学评价等各方面，对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种类等进行审议并决议。
靴子在2025年9月11日落地，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官宣，标志着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场远征，终于取得了胜利。
挑战
真正的挑战还在后头：如何覆盖所有接种对象，并完成全程接种的“最后一公里”。
一份来自中国疾控中心《China CDC Weekly》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9-14岁人群第一剂HPV疫苗的覆盖率仅4%。
在北京，一位女儿刚上初一的妈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学校通知可以免费接种二价疫苗，但班级里22个女孩，只有7个家长报名，其中4个明确表示自费打九价。
“家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都想给孩子他们认为最好的，未必理性，但事实如此。”另一位决定自费接种九价疫苗的家长说。
这一困难在一试点省份启动免费接种时就已遇到。当时一位推动者认为，应当提倡“应打早打、应打尽打、早打早获益”，避免因等待九价导致整体接种率下降。二价疫苗主要预防HPV16、18型，这是导致宫颈癌最常见的高危型别，约占所有病例的七八成。
这种对“高价次”的偏好，以及对免费疫苗质量的疑虑，在各地普遍存在。
“家长最常见的疑问是副作用，比如会不会影响长个子、导致性早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晁爽经常看到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担忧，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更令她忧心的是，专业人士的知识储备也普遍不足，“很多儿科医生也不了解什么时候打、该打几针，对这个疫苗的认知不高”。
赵昀也有同感，“非妇产科领域的医生对HPV疫苗的认知普遍有限，假如患者问一个心内科的医生，他一句‘打这个疫苗有啥用’，可能让你做100个科普的功劳前功尽弃。”
因此，医护人员系统性的知识更新，对打通“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接种流程如何设计也影响着效率。
全球各国的经验表明，在校园内组织集中接种是保证高接种率的最有效方式。杜珩解释，国内疫苗流通管理办法不允许在非接种单位进行集中接种，因此国内大多采取“学校组织、社区接种”的模式。在晁爽看来，每增加一个环节，接种率都可能打折扣。
在技术层面，关于接种剂次的讨论也日益增多。世界卫生组织在2022年更新立场文件，指出单剂次接种能提供与两剂次相当的保护效果。全球已有数十个国家采纳了单剂次方案，不仅大幅节约成本，还能让疫苗覆盖更多人群。
杜珩认为，在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初期采用更稳妥的两针方案，是当下最现实的选择。赵方辉透露，她的团队正在收集分析只接种一针疫苗人群的抗体水平和免疫记忆数据，为单剂次策略在中国的应用提供本土证据。
将来是否将男性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范围？支持者认为，这可以预防男性患上肛门癌、口咽癌等疾病，更有效建立群体免疫屏障。但在中国，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这并非当前阶段的优先事项。
“从消除宫颈癌这一核心目标来看，9-14岁女性是最优先接种人群，因为预防宫颈癌效果最好，成本效益最高；在保证了最优先人群的疫苗可及和高接种率的基础上，可考虑为较高年龄段女性补种。”杜珩说。
（感谢石文静、王柳、潘张旸、王文艺、李光对本文提供的帮助配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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